弹指一挥间，郭沫若先生的《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已近60周年了。重读此文，一种历史的触痛感和世事的沧桑感油然而生。距今360年的1644年，即农历甲申年。这一年，西方的英国正在进行工业革命，而我们的华夏神州却在上演着王朝更迭的悲喜剧。崇祯皇帝的上吊自杀，标志大明王朝的终结，李自成匆匆忙忙地进京离京，满清铁骑的大举入关，非常醒目地昭示着“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特别是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16年经过浴血奋战推翻了明王朝，却在进京之后居功自傲，贪图安逸，短短43天就被赶出京城。明王朝和李自成的大顺朝之所以覆亡，根本的一点是失去了民心，正所谓失民心者失天下。

政治上失民心，则人心思变。政治路线与重大的方针政策出现失误，就埋下了动乱和灭亡的种子。崇祯帝上台之后，几乎连年闹灾荒，广大人民在水深火热之中煎熬，在死亡线上挣扎。这位皇帝老爷和他的各级官员，没有把救灾保民放在首位，反而变本加厉地横征暴敛。既没有采取以富帮贫的地方性措施，也没有动用皇库的资金，直到崇祯死后才发现其皇库扃钥如故，积年不用的库银多达3700万锭，每锭至少50两，折合至少18.5亿两。这笔资金没有用来赈济灾民，也没有挽救大明王朝，让后人笑得十分酸涩。同样，李自成进京后的政治纲领和大政方针也是一塌糊涂。中原得而复失，关外清兵虎视眈眈，不思进取的这帮穷弟兄竟然将此头等大事抛诸脑后，却忙于搞登基大典和物质享受，对李岩等人的善言良策根本听不进去。政治方针是导向的东西，既能凝聚内力，又能让人民看到希望。假如人民看你还不如旧政权，那何必跟你走？所以人心思变就是情理中的事了。

 经济上失民心，则人心慌乱。崇祯帝在位17年，几乎是连年灾荒连年征战，经济凋蔽，民不聊生。崇祯及其各级官吏没有任何发展生产的举措。朝廷的“剿寇”行动，大大破坏了生产力，“官家在征比搜括，寇家在散财发粟”，造成了朝廷用兵剿寇，而民间却望寇“剿兵”的现象。“手中无粮，心里发慌”，民以食为天。没有吃的，老百姓无法活命，就会铤而走险，为匪为盗。生产和生活秩序的破坏，造成人心慌乱，而人心慌乱又加剧社会的动荡不安。同样，李自成在推翻明王朝的过程中，一味地杀富济贫、开仓放粮，却没有任何发展与恢复生产的政策措施。他的攻一处又抛一处的做法被史家称为“流寇”，“流寇”岂能有发展生产的长远打算？只破坏不建设，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得不到保障，妻儿老小啼饥号寒，谁还能跟你去卖命？即使勉强跟在你的队伍中，也是终日惶恐不安，不找机会逃离才怪呢！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明王朝和李自成都犯了致命的错误，那就是在非常薄弱的经济条件下，只顾军事角逐，而不注意发展生产，最后导致饥饿疲惫，共同灭亡。

作风上失民心，则人心生怨。崇祯十年闰四月，这位久祈不雨的倒霉皇帝承认他的各级下属：“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议缮修，（辄）乘机自润。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路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殊贫，或理谳则以直为枉。……又如勋戚不知厌足，纵贪横了京畿，乡宦灭弃防微，肆侵凌于闾里。”各级官吏衙门的贪虐腐败简直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统治者的昏聩无能决定了他们不可能采取整顿治理的措施，只能是愈演愈烈。百姓怨声载道，腐败者依然故我。李自成在崇祯十六年占领了西安后，全陕披靡。十七年二月出兵山西，不到两个月便打到北京，没三天工夫便把北京城打下了。在过短的时间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这却使李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都沉浸在过分的陶醉里去了。进了北京以后，李自成便住进了皇宫，丞相牛金星忙乎的是筹备登基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将军刘宗敏所忙的是拶夹降官，搜括赃款，严刑杀人。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部下兵丁掠抢民财者，军纪失之约束的现象也为常见，“庞大的人马都在京城里享乐”。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以为从此天下太平了，一个个完全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但当头脑清醒的制将军李岩提出四条有针对性的建议时，李自成只是轻描淡写地阅批“知道了”，并不实行。作风等于形象，形象变了人民群众的看法自然会变。象这样的作风，人民怎么能满意？短短几十天，人民群众对李自成及其大顺政权的态度就由欢迎迅速转变为怨恨和厌恶。难怪北京人民没有同其生死相随。

 组织上失民心，则人心离散。组织建设历来是为政治目标服务的，360年前的古人不可能有此觉悟。但是，得人才者得天下的古训，崇祯和李自成不会不知。实际上他们在这一点上都犯了同样的错误。《甲申三百年祭》引明人话说，“明朝国政，误在重制科，循资格。是以国破君亡，鲜见忠义。满朝公卿谁不享朝廷高爵厚禄？一旦君父有难，皆各思自保。其新进者盖曰：‘我功名实非容易，二十年灯窗辛苦，才搏得一纱帽上头。一事未成，焉有即死之理？’此制科之不得人也。”这足以说明其选人的组织制度有问题，所选之人在忠君爱国的封建政治关上就不合格。崇祯帝本人的用人方略也很成问题。他对枢要人物的升降，时常是朝三暮四，轻信妄断。他今天在削籍大臣，明天在大辟疆吏，弄得大家手足无措。《明史》批评他“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剧失措”。正是由于他不善用人，造成手下人才匮乏，这位孤家寡人终于无奈地走上了煤山。李自成的用人也好不到哪去。李自成势力上的一个转机是由于一位“杞县人李信”的参加。李信后来改名李岩，他劝李自成说：“取天下以人心为本，请勿杀人，收天下心。”李自成听从了李岩的一系列建议，很快摆脱了困境，走向事业的巅峰。但是，进京后的李自成很快就把李岩晾到一边，并且对之猜疑，最终将其杀害；相反，对投其所好的牛金星却偏听偏信。李自成的这种做法，使许多投奔他的人感到心寒，正如史家评说：“由是自成将相离心”，“呈现了‘解体’的形势”。由于用人不当，加之没有形成坚固的人才体系，最终注定了李自成的败亡。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世界观的中国共产党人，十分注重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反复告诫全党：“我们决不当李自成。”于是，党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唯一宗旨，把实现全中国人民的翻身解放和富裕幸福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把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作为党的基本路线，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为坚定不移的目标，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这样一来，党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目标就非常明确了。于是，党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把改革开放、科教兴国、科技强国和环境保护作为长期性的重大战略，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样一来，经济建设的方略与宏伟蓝图就非常明确了。于是，党把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作为党的生命线，把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保持两个务必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点，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作为党的作风建设的根本目的，把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作为全党一项重大政治任务。这样一来，党的形象进一步具有亲和力，党的声音更具号召力，党的事业更有凝聚力。于是，党把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作为干部队伍建设的重大方针，把任人唯贤、德才兼备、注重实绩、群众公认做为选用人才的重要原则，把通过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培养造就大批善于治党治国治军的优秀领导人才作为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大计，把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关键来抓。这样一来，党的组织路线和干部人事工作就进入了良性机制。  

可以肯定地说，从我党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七大”以来，党所制定的大政方针，一桩桩一件件，都是把服从和服务于全国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得民心之举。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定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并要求全面贯彻落实。我们说，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这里的“本”、“基”、“源”，说到底就是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盛衰的根本因素。胡锦涛同志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指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以及全部工作，只有顺民意、谋民利、得民心，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为了实现人民的愿望、满足人民的需要、维护人民的利益，为了把人民群众的事情办得更好，党根据变化了的新情况、新形势，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围绕富民强国的总体目标，不断调整各项方针政策和重大战略，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特别是在反腐倡廉方面，加大力度，惩治腐败，树立和展现共产党人在新世纪新阶段的精神风貌，从而让人民群众满意，叫人民群众放心。作为一名党员干部，肩负为人民服务的光荣使命，自然应当牢记历史的经验教训，牢记“两个务必”的教导，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实践“三个代表”，在廉洁自律和反腐倡廉方面率先垂范，做一名真正叫人民满意的好公仆。全党人人如此，争攀精神高峰，争做奉献尖兵，不仅国家长治久安、人民生活富足安康，而且我们党完全能够跳出那个历史的周期律。

                                                                  高 辉